电话是凌晨四点半打来的。汤宵在出租屋里惊醒，屏幕上跳动着”家属院”三个字——那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他十年没敢回去的地方。对方只说了一句：”李耸找到了，你回来吧。”汤宵握着电话，手在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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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连夜赶回老家属院。剧场的地下室里，失踪了十天的李耸被找到了——准确地说，是被”埋”在了那里，和他一起的，还有五个楼院里的仇人。六个人被死死困在废弃剧场的地下空间里，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汤宵站在地下室的铁门外，看着那张十年没见的、又脏又瘦的脸，所有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。
李耸，那家伙。 从小到大，汤宵都这么叫他。他们是楼院里最要好的两个少年，一起偷过剧场后台的灯泡，一起在拆迁通告贴出来那天，蹲在楼顶看到天亮。李耸这个人，怪得让人心疼——他话不多，认死理，认定一个人就掏心掏肺。他爸是厂里的老工人，下岗后靠蹬三轮养家，李耸从小就知道，自己这辈子得替这个家争口气。
可人生的岔路，从两个少年二十岁那年就分开了。汤宵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走出去，做起了体面的白领；李耸没考上，留在家属院里，接过了他爸那辆三轮车，后来又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剧场，想把老家属院的戏台重新撑起来。汤宵觉得李耸”傻”，守着个快要拆迁的破院子能有什么出息；李耸笑笑，不说话。
李耸其实一直在偷偷做一件事——他记着楼院里每一户人家的难处。老赵家儿子欠了赌债，是他帮着垫钱；王婶的女儿被工地拖欠工钱，是他一趟趟跑劳动局；就连当年带头要拆剧场的那个包工头，后来落了难，也是他接济的。可他的善良，在利益面前成了软肋。他参股的小剧场，被合伙人做局骗走了股份，欠下一屁股债；他又因为替老邻居们出头，得罪了那五个盘踞在楼院周边的”地头蛇”。
失踪前那十天，李耸其实哪儿都没去。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是关于拆迁款的——那笔钱，他替楼院里十几户老人守着，可有人动了歪心思。李耸一个人去赴了那场”局”，结果被人骗进剧场地下室，锁了起来。和他一起被困的五个人，就是那伙人——他们本来想逼李耸交钱，结果一场意外，把自己也困在了里面，成了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
汤宵终于明白，李耸这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：不是他没本事走出去，是他放不下。 放不下他爸那辆三轮车，放不下老戏台上那盏灯，放不下楼院里每一个把他当”傻孩子”看、却在他出事后第一个去派出所报案的老人。而汤宵自己呢？他以为走得越远越体面，回头才发现，自己这些年攒下的那点”成功”，在李耸面前轻得像纸。
汤宵打开铁门，把李耸从地下室里拉出来。两个人蹲在剧场门口，谁也不说话，就像二十年前蹲在楼顶看天亮一样。天亮了，家属院最后一栋老楼正在被拆。李耸把拆迁款的存折塞回汤宵手里，说：”替我交给他们。”汤宵攥着那本烫手的存折，眼泪掉下来。
《那家伙的一生》，讲的不是英雄，是一个笨拙地爱着所有人的普通人。他用十年时间，把自己活成了家属院里最后那盏灯——灯不亮，但一直没灭。而汤宵，终于在把他拉出来的那一刻，读懂了那家伙的一生：原来最好的朋友，不是陪你走了多远，是走散了十年，还愿意回头拉你一把的人。
